8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相关标准和产品碳足迹标准出台实施，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基本建成并定期更新，相关计量、统计、监测能力得到提升，为“十五五”时期在全国范围实施碳排放双控奠定基础。”
企业是促成政策目标达成的最小单位。如何摸清自身碳家底、拟定碳中和路径至关重要，但是更为艰巨的是带动价值链上下游供应商共同推进碳减排目标。
从碳排范畴划分，消费品企业为范围3，所涉的范围更大，不仅包括企业自身的碳排，还涵盖供应链上下游供应商的碳核算。企业碳管理趋于常态化，但并不意味着节能降碳的任务的减轻。可持续意味着经济性与低碳环保并存，加之ESG披露趋严。刀刃向内的企业或许在未来能走更远。
近日，百威亚太可持续发展采购总监姚渭洲与和讯进行交流。详细拆解了一家消费品外企如何对齐国内外市场的目标、需求和现状，在经济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支点。
可持续发展不能刨除经济性
和讯：你如何理解碳排放足迹以及碳管理？
姚渭洲：根据百威的2025气候行动目标，一是要实现自身购买的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源，二是在价值链中减少25%的碳排放强度（2017年为基准年）；三是将范围1和2绝对排放量降低35%。
我们将碳管理切分成了很多部分，其中范围1和2基本覆盖了在亚太地区的40余个工厂（中国20余个），通过屋顶光伏、绿电直购、节能降耗（此前跟随国家的步伐进行“煤改气”改造以及生物质改造）等项目非常大地降低了碳排放。截至2023年底，与2017年基准年相比，我们的整个价值链（范围1、2、3）减少了23.8%碳排放强度，范围1和2碳排放强度下降64.3%。
同很多快消品公司一样，范围3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范围3占我们整体碳排放比例超过90%，这一数字在2023年是94%。有关如何进行碳管理，过去我们已经把百威亚太的碳管理理念逐步渗透至供应商，这也是我最近工作内容的一大重心。
我们的范围3碳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实现：
首先，我们将所有供应商按品类汇总，进行供应商成熟度分析，以便于了解供应商们对碳知识的理解程度、碳排放基准线及目标设定情况、具体的减排项目落地执行情况等。
可以看到，在百威亚太运营的四个国家中（中国、越南、印度和韩国）的供应商成熟度相对较低，大多数供应商都听说过碳中和的概念，但不知如何落实。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双碳目标，但是对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仍然一知半解，也不了解如何设定基准线以及相应的路径规划。
其次，我们致力于帮助供应商进行减碳能力建设我们会根据供应商的成熟度差异情况开展针对性的培训。目前大多数的供应商都处于早期阶段，为此我们开设了11门课程，从最基础的SBTi（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科学碳目标倡议）到RE100（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等都有所覆盖。
另外从去年开始，我们额外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可持续发展相关培训，涉及CDP碳排放披露、全球首个碳中和量化标准ISO 14068-1（前身是BSI颁布的碳中和标准PAS 2060）等，我们把一整套方法论分享给供应商伙伴，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减碳、绿电、碳中和认证以及如何回复MSCI 或者CDP的问询等。
在供应商的能力建设完成后，我们还会帮助供应商们逐个计算碳排放。供应商的范围1+范围2基本就是百威亚太主要的范围3排放量，如果供应商们没有碳排放基准线，后续很难进行路径规划。目前这部分工作由第三方公司根据我们的边界和碳计算的规则去盘点供应商的范围1、2、3排放，将其组织碳和产品碳计算出来。早期，很多公司跟我们一样用行业的平均值去估算范围3，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供应商的碳排放强度（产品碳+组织碳）都计算出来，来替代我们的范围3的估算值。
这一工作的目的是将原来估算的行业平均值去掉，变成供应商实际的排放，并且每个月都需要去做监控。由于工作量巨大，目前我们是在按品类向前推进的，走得比较快的几个品类一是麦芽厂，二是玻璃厂，再就是铝罐和二级包材。
在今年的上海气候周，我们把主要的包装供应商请来参与工作坊，特别针对二级包材供应商解释从基准线到路径规划的做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大多数供应商聚集在一起，以便他们将自身的路径规划分享给类似的供应商，帮助他们在同一个品类中建立相对合适的碳排放路径规划方法，同时我们也会请第三方机构帮助他们去做相应的工作。
我们也会把对供应商的一些要求反映在合同中，当然这是面向具有一定成熟度的供应商的，一些非常成熟的供应商已制定自身的碳减排目标，甚至有些供应商已经在申请科学碳目标了，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约定减碳量多少。对于尚处早期的供应商，仅仅是询问是否要参与培训、配合百威做路径规划、配合碳排放基准线的排查。
这六个步骤完成后，我们也观察到一些供应商并不清楚该如何执行。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监控供应商的碳减排情况，由第三方机构每月根据双方建立好的路径规划确认执行情况，避免出现既定计划未能如期进行。
和讯：在与供应商高频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真实的配合度如何？
姚渭洲：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碳，特别是双碳目标提出之后。大多数供应商的企业主都已形成初步的认知，只是缺乏相应的管理能力。这也是百威亚太多年来着手上述工作的原因：提升参与度，完善能力建设。
我们在与供应商接触的过程中，包括自身做这项工作时，都是将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性高度绑定的。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是：不能离开经济性去谈可持续发展。在与供应商的沟通中我们会反复强调，毫不避讳。我们希望供应商能在降碳过程中省到钱，甚至赚到钱。
最开始一定是节能，在减少能耗的过程中，对跑冒滴漏的环节查漏补缺，非常小的动作在项目的头两三年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收益。虽然这部分受益也不是数额很大，但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带动供应商一起科学发展。
我们不鼓励供应商仅仅是在目标确认后为了实现目标去购买第三方环境权益。我们不想看到这种一次性的举动，例如为了应付需求去购买10%的碳证去做抵消，一旦停止合作了就终止购买，这是我们一直在避免的模式。百威亚太在与供应商签商业合同的时候，不会只为供应商制定减碳目标，而是倾向于通过成熟度的分析，让供应商理解自身现阶段处在什么位置，向着总体目标进行推动。
这更像是一个“渗透”的过程，让供应商反观自身去理解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一些项目落地，经济性也有迹可循。通过实践也能感受到碳管理并非遥不可及，因为很多时候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持续会跟生产过程相绑定，不仅能实际提高能效、保证质量，也能完善管理体系，提高软性竞争力。
从2021年着手推动，总体而言，还在路上。过程中也能观察到一个趋势：供应商的意愿度在提升――起初是为了满足甲方的需求，在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意识的提升也能反哺他们自身遇到的问题。
比如铝制品企业，未来会面临欧盟碳税的问题，减碳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2028年后，如果碳税真的出现了，企业至少得知道自己的碳排放情况如何才能有所应对。
和讯：你们怎么看待第三方环境权益的抵消作用？
姚渭洲：在百威亚太的价值链中，我们不鼓励供应商去购买，前提是我们也不鼓励自己的工厂买证，工厂如果需要购买第三方环境权益是需要特定部门进行批准的。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如有些工厂本身已经非常接近碳中和，在“最后一公里”减无可减时，我们会配合进行买证抵消，在此过程中我们会进行严格管控。
企业愿意购买绿证、碳证肯定是善举，每个组织在碳中和路径方面都有自身的想法和战略方向，百威亚太避免买证与倡导可持续与经济性并重，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连接性：买证很多情况下是额外的成本。在运营过程中，这个额外的成本产生后能否保证持续购入，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在我们的价值链中尽量避免购买第三方环境权益的原因之一。
希望可以降低绿电市场准入门槛
和讯：绿电方面的整体情况如何？有没有重要的节点可回溯？
姚渭洲：百威亚太真正意义上开始大面积做再生电力的时间是2016年―2017年间，最早做的是屋顶光伏，实事求是说，屋顶光伏的经济性有限，叠加补贴才有所提升，百威亚太早期的屋顶光伏项目是有补贴的。
第一个项目是在莆田，我们把亚太地区最大的啤酒厂覆盖了14兆瓦的屋顶光伏；之后是昆明工厂；宿迁工厂第一年由于荷载原因没有做成。“应装尽装”的理念贯穿我们RE100的全过程。甚至后期在技术上也有改进，比如说加装轻质组件，解决屋顶荷载问题。当然在比例上会有所控制，光伏发电比例占20%―30%，这已经是非常高的占比了，25%会较为合理健康。
后续不同省份的国家电网或者交易中心试点开放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我们就通过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直购电协议）方式进行采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首个PPA签署，通过35%的风光和65%的水电捆绑出售，我们实现了四川资阳工厂的100%的可再生电力使用。
当前不少省市开放了绿电直购，百威亚太屋顶光伏加上PPA，绿电采购比例总计约为80%。当然还是有一些省市可能无法直购电，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签年度协议，需要月度竞价，这也是当前想要实现百分百使用绿电的难点所在。
和讯：刚才说到目前绿色电力的用量大概是80%，剩下的20%怎么办？
姚渭洲：这是我们内部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以后要怎么办？我们目前聚焦的方向还是尽量通过屋顶光伏，应装尽装，同时采购绿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的导向，为更加开放的绿电市场做好准备。
和讯：如何看待绿色溢价？
姚渭洲：总体来说，我们基本的观点还是可持续发展本身要有经济性，而不是完全依靠补贴等方面去推进，支撑决策的是每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
百威亚太可持续发展的四个目标中，唯一没有那么关注单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的就是水源地保护。
首先，水对我们非常重要，啤酒里面95%以上是水。没有水就一定不会有好的啤酒。但水又是公共资源，需要跟社区、居民、上下游的伙伴共享水域，而非归属于某家公司。其次，水域改善的时间线非常长，不太可能在一个地区做完一个项目后，明年的水质就显著提高。它本身的时间周期是以十年为单位去推进的，所以在水源管理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精确计算单个项目的投资回报。
除此之外，不管是屋顶光伏还是PPA，特别是在绿电购买方面，我们会以全域为单位做考量。一些省市绿电成本更高，但是也有一些省市绿电是低于火电的，通盘考虑是可以平抑溢价的。
再往后走，例如包装的轻量化、材料回收率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性。总体来看，我们还是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有经济性的，找到合适的项目落地便可以让企业兼顾经济性跟环境性。
和讯：对于绿电市场的发展，有没有建议？
姚渭洲：从光伏角度看，我们主要关注当地政策以及项目整体的经济性，优先去做经济性更强的项目；绿电采购就是哪里开放就往哪里走，哪里没开放就去跟当地政府积极沟通，这是我们主要的方向。
参与直购电基本上是由市场规则直接影响我们的决策。比如说莆田对于百威亚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在跟当地政府积极沟通，最终福建省也开放了绿电交易。
我们希望可以降低准入门槛，让绿电变得更为可及，另外也希望相关政策的制定在时间线上给工厂更多的空间。很多时候绿电交易的窗口只有一周左右，两周都已经算比较长的时间了。特别是在年度协议方面，期望地方政府或者电网企业尽可能延长从红头文件发布到交易关闭中间的时间。因为考虑到很多企业内部报批流程很长，希望通过此举让更多对绿电有需求的工厂或者集团性公司共同参与进来。
最核心的诉求还是市场的开放。我们非常理解不同的区域可再生能源具有局限性，并且电网仍是煤电为主、完全性可再生能源的占比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能不能买，怎么买，什么时候可以买，是否能够确保每个月都能买到，以及明年是否可以继续买。
